您现在的位置: 首页 > 读书

陈丹燕 旅行是给欧洲小说爱好者的馈赠

1904-10-17

  陈丹燕是欧洲小说的狂热读者,那些十九、二十世纪的欧洲小说深埋在记忆褶皱里,成为她认知世界的通道。

  有多狂热?十五年来,她拖着一只超重的行李箱走遍欧洲,箱子里塞满了伍尔夫、王尔德、茨威格、托尔斯泰……地理和文学搭成镜像。镜子里,一个扎麻花辫的老姑娘来回闪现,从大雪降临的伏尔加河畔,流浪到维也纳施特劳斯金色雕像下,从茜茜公主深爱的施塔恩贝格湖,漂流至慕尼黑某天主教堂前的一颗樱桃树下,世界真美好,陈丹燕真幸运。

  奢侈的阅读

  在辽阔地理中,读出好小说的一切

  1993年风雪交汇的冬天,俄罗斯圣彼得堡火车站的月台上,肮脏的积雪堆在枕木四周。陈丹燕出现了幻觉,她看见俄国贵妇安娜·卡列尼娜穿着黑大衣,正在附近徘徊,马上就要赴死,因为情人弗龙斯基无法给她百分百强度的爱。时空被打乱,陈丹燕被推着走进文学构建的世界,那是她第一次将阅读小说和旅行地理联系在一起。

  她没有预料到此后的岁月中,她能在辽阔的地理环境里读出好小说蕴含的一切。读的书影响了她对旅行目的地的选择:带着歌德的小说去德国中部旅行,带着茨威格的小说去奥地利寻找“一个陌生女人的房间”,即使去北极,也要有《圣经》的创世纪故事打底……《咖啡苦不苦》《今晚去哪里》《樱桃树下爱与弗》等旅行散文从笔尖流淌出来。不懈的练习让陈丹燕终于有底气开始一场欧洲小说的地理阅读。毕竟,这是一个欧洲小说爱好者取悦自己的最好方式。

  2005年到2013年,陈丹燕在都柏林发现了地理阅读的可能性,她数次前往爱尔兰,一路走,一路读《尤利西斯》,回来写读书笔记。但真正促成她写成文学地理散文集《驰想日》的,是2013年6月16日“布鲁姆日”——《尤利西斯》主人公布鲁姆在爱尔兰街头游荡的日子——世界各地的乔伊斯爱好者齐聚都柏林,通宵达旦地狂欢。陈丹燕随人群走了整整20个小时,从都柏林城的公爵街开始读《尤利西斯》,喝加威士忌的爱尔兰咖啡,写下果戈理式的抒情插笔;走到科克老城时,下起了雨,经过一个炸鸡铺子,乔伊斯的祖父就死在楼上的房间,家道中落的少年从此弃医从文。在湿漉漉的情绪中,陈丹燕看到了绍兴古城里鲁迅的影子。

  这漫长的文学之旅,是陈丹燕战战兢兢的一场梦,不愿醒来,干脆去寻找捕梦人。2013年她带着《哈扎尔辞典》去土耳其旅行,在从小亚细亚到巴尔干的地图上标注,从伊斯坦布尔到希拉波里斯古城,马不停蹄;2014年去塞尔维亚,在作者帕维奇家中读中文版《哈扎尔辞典》;2015年,她用了四十天把土耳其和塞尔维亚连在一起旅行,像《哈扎尔辞典》里的捕梦者马苏迪一般,在梦中日行千里,晨昏兼程,最终写下《捕梦之乡》。

  不懂历史的人,无法完成地理阅读。诞生在南斯拉夫解体阴影中的《哈扎尔辞典》,带有强烈的历史地理痕迹。“多梦者”帕维奇,用迷宫式结构在书里描述哈扎尔民族的命运,陈丹燕认为这说明“塞尔维亚的故事本身就是历史认知与道德判断的双重迷宫”。置身迷宫里,陈丹燕穿红夹袄、黄波鞋,穿过穷而性感的贝尔格莱德街头,寻找小说里的历史气息和精微细节。这种近乎奢侈的阅读体验,是她从孩童时代就已萌芽的奋不顾身。

  寻找精神故乡

  消弭地域冲突感,成为世界公民

  生于1958年的陈丹燕,小学赶上“文革”,中学赶上思想钳制的70年代,大学赶上百废待兴的80年代。在国门禁闭的时代长大,对于个人能否自由地去想去的地方,读想读的书,自己的国家能否被归入世界,她非常介意。

  1966年9月,陈丹燕小学一年级,没有小人书,一个纸片看半天。长大一些,上海少年能看的文学书,是一本反映中国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小说《艳阳天》,能看到的电影是阿尔巴尼亚电影,唯一能听到的是短波收音机。那个年代,“美国之音”干扰太大,陈丹燕只能听到澳大利亚短波。

  短波里却有一段惊悚的伤心事。陈丹燕刚上初中,恰逢美国总统尼克松将访华,上海一个小孩因为给澳广电台写了一封信,被全城追杀,最后枪毙,家破人亡。很多年后,陈丹燕在美国查到这封信的内容:尼克松访华前,上海市民被要求禁止在沿马路的房子窗外晾衣服,上海阴冷的冬天没有暖气,人们的衣服要晾到哪里呢?因为这封信,一个少年的生命折断了。

  妈妈吓唬陈丹燕:你再听短波,这就是下场。天性有股犟脾气的14岁小姑娘对自己说,我一定要去看那个短波里的世界。

  上大学了,陈丹燕赶上了思想解放,80年代那种追求自由的横冲直撞气息,对于她有圣经般的含义。作为华东师大中文系77级的学生,刚从收听短波即为死罪的时代逃出来,那代中文系学生在精神上的无知和饥渴,使其自甘于19世纪欧洲各种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小说的帷幕之下,契诃夫、普希金、左拉、王尔德……陈丹燕看得飞快,沉醉其中。19世纪外国文学中的人道主义、民粹主义和人文精神,成为支撑她那一代人世界观的底色。

  然而还是不满足,1981年中文系的欧洲文学史课上到现代部分,没有正式教材,一本由袁可嘉、郑克鲁等选编的《外国现代派作品选》成了带领她走向世界文学的摩西。伍尔夫、乔伊斯和普鲁斯特,这些出现在书中的作家和他们代表的意识流,成为陈丹燕写作的基础。直到她自己从创作儿童文学起步,迈向“上海三部曲”和“外滩三部曲”的非虚构写作,陈丹燕沉迷于描写细物、手势、光线和气味,从不掩饰对意识流的喜爱。

  意识流勾着陈丹燕的魂,在中文系课堂上,她总是“走神”,思绪飘向契诃夫描述的俄国河流,或者乔伊斯笔下灯芯草摇曳的爱尔兰沼泽地。

  1990年,陈丹燕第一次走出国门,用国外版权费开始世界旅行,第一站是日本。下飞机的一刻,看见了电影中见过的太阳旗,她自言自语:看,陈丹燕,这就是世界。32岁时去欧洲旅行,开始只图一时之快——想看看欧洲,吃德国冷牛肉丸子,看柏林东区的老教堂,没想到竟会找到精神故乡。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,把欧洲视为精神故乡,是不是很突兀呢?陈丹燕生在北京,幼年即随父母搬到上海,父亲是延安抗大出身的学生,母亲是一个从伪满洲国富裕家庭逃出来闹革命的女学生,陈丹燕对沪上市井生活有隔膜,对北京也没有多少亲近,心里缺乏地域归属感。

  她在欧洲走走停停,看见白雪皑皑的俄罗斯,土耳其人的小饭馆,西班牙小旅店墙上席勒的画,德国钟声荡漾的天主教堂,它们成为乡愁般的记忆。陈丹燕意识到,一种“文化合成”的驳杂欧洲,是她的精神所向。她终于可以和自己的归属感和解——“我没有地域冲突感,我是一个世界公民”。

  十几年的欧洲旅行,陈丹燕于大千世界差异中领悟到人心的相通,她相信人类可以建立超越民族的真挚理想。这理想,就像安徒生和格林以后的优美童话,这也是她学士论文的题目。2000年,陈丹燕开始了旅行系列散文写作,她为那套散文起名为:喜欢别人东西的滋味。即使找到了精神故乡,陈丹燕的身份认同危机并没有消失。

  作为1949年后第一批走出国门的背包客,陈丹燕和“五四”留洋的知识分子很不同,她很早就放弃了中国传统文化教育。“他们先有国学的底子,再去接受西洋文化,能在中西方之间有平衡的对话视角,但我就像个半文盲,没有对话能力”。之所以与中国传统文化有隔阂,陈丹燕觉得和“五四”以后对其妖魔化分不开:“我相信我这个时代很多人都没读过《四书五经》和《二十四史》,我们对于中国古典文学和传统文化非常疏离。”

  在爱尔兰时,陈丹燕被凯尔特民族保持文化延续的努力所震惊。经历了英国800年殖民统治,却能将几百年前的民谣曲调保存至今,“凯尔特文化的根没有断,我们文化的根呢?”即使想做世界公民,陈丹燕依然有悲哀。但她还是为自己骄傲:“我并不想占有世界,我只想体验奋不顾身看世界的生活。”有年轻读者奉她为“文艺青年教母”,她觉得自己可以担此称号。陈丹燕笑言现在的文艺青年不正宗,“跑到巴黎咖啡馆坐下来自拍,寄张明信片回来就是文艺青年了吗?我们那时候,为了去巴黎咖啡馆,从十几岁就开始读法国小说做准备。坐在咖啡馆里,想到的是巴尔扎克和杜拉斯写的故事,现在的年轻人会想这些吗?我才是文艺青年啊。”

  这位老文艺青年,1982年时翻译了美国作家E.B.怀特的幻想小说《斯图亚特·利特尔》,小说最后一节叫“向北方”。小老鼠斯图亚特开着小车,向辽阔的北方寻找小鸟爱人。陈丹燕说,自己就像小老鼠斯图亚特,“北方”就是世界的方向,她就这样迎了上去。

  采写/新京报记者 柏琳